总统大选后的美国经济前景预判 ——对两位候选人经济政策的比较及政治经济学解读
本文由IMI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翟东升，世界银行农业全球发展实践局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赵宇轩撰写。
通过系统地对比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经济政策承诺，并结合当前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基本面，本文旨在阐明美国大选的不同结果将对美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对中产阶级衰败之因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两位候选人不同的治国药方。希拉里致力于财富再分配并鼓励对创新和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从而扩大总需求、增强竞争力。而特朗普主张靠减税和贸易保护主义让美国经济走出通缩和低迷，并让美国下层白人的利益得到保障。
以下为文章全文：
尽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未动摇。其消费和技术进步牵动着全球经济运行的脉搏，美元利率与汇率也牵动着全球资本的流动和资产价格的消长，所以，要想理解和把握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外部经济环境，就必须对美国经济前景包括其政策变化趋势有精准的预判。2016年美国大选将在11月揭晓，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两人中的胜选者将于2017年年初接替奥巴马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对应于近年美国社会在种族、阶级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政治极化，两位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在很多方面针锋相对，因此，不同的大选结果将为美国经济和政治演进方向确定非常不同的趋势。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本文试图从两位候选人的经济政策对比入手，结合他们各自的观念、团队、党派和利益集团等特点分析其政策主张背后的治国理念与成功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四年间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比如联邦债务与财政收支、美元利率与汇率、产业与增长、对外贸易等不同领域的可能发展趋势。
为确保本文对两位候选人的政策主张以及他们的真实意图有基本、准确、全面的理解，本文的研究不限于对公开竞选言论的收集，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美国各界人士的调研，包括华尔街基金经理和投行人士、民主共和两党人士、智库政策研究人员等。当然，这种调研虽有利于获得一手翔实素材，却难以保证客观中立。作为补充，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第三种元素是回归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基本面，并把它放在美国同世界的整体联系中去讨论问题。
总统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会采用很多竞选策略，也会做出很多承诺。从历史来看，有些承诺未必真的反映了她/他的心声，另一些承诺即便反映的是真实理念，也未必能最终成为政策选择。但是尽管如此，当我们条分缕析地把两位候选人的经济政策承诺对比分析，就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异同和各自逻辑。
从上表不难看出，绝大多数政策领域，两位候选人的主张都是针锋相对的，但是也有若干例外。首先，特朗普、希拉里两人不约而同地要把华尔街基金经理们的附带收益（carried interest）视同普通收入征税。这反映出金融危机以来华尔街在美国选民群体中的形象一直不好，以至于从税收制度上惩罚华尔街成为了一种左右共赞的“政治正确”。其次，允许进口处方药并通过谈判为《老年保健医疗制度》获得更低药价以节约开支，这是两党候选人能达成共识的另一个领域，反映出医药成本过高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痛点。两人同仇敌忾谴责的对象还有国际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最后一个两党共识，是要大规模展开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希拉里承诺了具体的规模和办法，而特朗普没有谈数字，但是人们普遍相信地产商出身的特朗普可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比对手更加大手笔。
今天的美国国内政治中，矛盾的焦点在于中产阶级的不满和焦虑。如图一所示，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经历了明显的萎缩和败退，既表现为中产阶级人口占社会整体比例的萎缩，也表现为中产阶级收入中位数的下降。所以，此次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所要回答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萎缩和失败，如何扩大中产规模，如何保护中产利益[1]。
希拉里和民主党阵营的回答是：主要是美国内部的再分配出了问题。美式资本主义让富人获得太多，缴税太少。比如身价千亿的巴菲特发现自己需缴税的比例远低于自己的秘书，而后者年收入仅为税前八万美元。更不公平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冒险家们获得了不对称的收益和风险。当他们在金融市场上积累巨大杠杆和风险的时候，如果获利则利润是他们的，如果亏损则很容易把损失转嫁给投资者与纳税人，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所以，解决办法就是向富人征税，把多出来的公共收入转移给中下层民众，从而确保整个社会整体构造保持橄榄形而不是金字塔形。
民主党阵营内部，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桑德斯代表了年轻的草根势力，而希拉里则代表了党内的传统建制派。从民调和募资声势来看，2015年桑德斯一度占优，但是在民主党高层人士尤其是奥巴马总统的劝说之下，桑德斯退出了竞选，并公开支持希拉里。为了能顺利接收桑德斯的支持者，希拉里把后者的一部分诉求吸纳过来[1]。所以，她展现在选民面前的竞选纲领其实是一种混搭风格，即一方面主张重新分蛋糕，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反映她内心想法的，则是努力做大蛋糕，用增量手段来化解存量调整带来的痛苦与问题。
正因如此，她的施政纲领核心词是增长，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让中产阶级富起来。她从三个方面来界定她所希望的增长，分别是强劲增长，公平增长和持久增长。把强劲增长放在公平增长之前，本身就暗示着在她的政策轻重缓急次序中做大蛋糕优先于分好蛋糕。
实现“强劲增长”的手段，在她看来，主要靠投资和消费两手抓。所谓投资，就是要设立国家基建银行，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撬动私人资本大规模建设美国本土的道路、桥梁和网络基础设施。所谓消费，则要通过增税和减少各类税收优惠的方式，用十年时间从富人身上获得额外的3500亿美元，再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穷人、年轻人和弱势群体身上。从年龄结构来看，中老年人收入多于消费，在经济中主要表现为储蓄者和投资者，而年轻人则是支出大于收入，需要各种信贷，尤其是美国大学教育学费昂贵而贷款利率水平颇高，已经形成压在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债务大山。所以，希拉里主张社区大学应提供免费教育，政府应对各州立大学的学费提供补贴，允许大学生的学生贷款通过再融资手段以降低利率、延长期限，减轻他们的还款压力，最终把年轻人的消费能力解放出来。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这种财富转移的确是有意义的，因为穷人和年轻人有大量未满足的需求却苦于没有支付能力，他们边际收入消费率远远高于富人和老人，所以收入转移会带来总需求的扩张，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在“公平增长”的落实方面，她把目光主要放在企业盈利上。随着美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美国企业的盈利水平屡创新高，美国道琼斯指数也屡创新高，但是这种盈利却主要以回购股票的方式转移给了投资者，雇员群体则并没有从中获益。因此，她要鼓励企业同劳动者分享利润。此外，强化工资集体谈判，大幅提升国民最低工资。随着经济形态的变迁，有些企业，比如说优步（UBER）等“互联网+”企业，通过把劳动者定义为“合同供应商”而不是雇员，从而逃避了最低工资和提供福利保障的义务。对此，希拉里也主张对他们加强监管，要求这些企业承担必要的雇主义务。
所谓“长期增长”，主要是针对她所批判的“季度资本主义”而言的。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体系中，华尔街所代表的各类机构投资者扮演着配置资源和风险的关键角色，他们把钱投向什么领域，什么领域就繁荣。他们既可以用手投票，也可以用脚投票，从而给真正的企业家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后者必须不断地在每个季度的报表上显示出经营成绩来。在希拉里看来，这种压力导致美国的企业家行为短期化，不愿意做着眼于长远的投资，而是努力维持股价上涨以讨好资本市场。只有把企业家从华尔街资本玩家的压力下解放出来，才能鼓励企业做明智的长期投资，比如向年轻人提供培训和实践机会[2]。为此，她主张调整税收：向银行和金融机构征收“风险税”，通过基于持股时间的递减式资本所得税来鼓励长期持股[3]。当然，从长期来看，这个政策对于美国企业界的全球竞争力究竟是利是弊，还需要实践来证明[4]。
综合上述政策承诺和理念，不难看出希拉里在整个政治光谱上居于中左位置。她的承诺覆盖了民主党各派的政策关注点，也认识到美式资本主义的缺陷，但是仍然强调依靠市场手段，在增长中逐步解决再分配的问题。按照时代周刊对她的专题报道中的说法，“她拥有左翼的心，却有着右翼的思维”[5]。
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竞选在很多方面对比明显。希拉里的支持者则是多种族的，而特朗普的目标听众主要是白人中下层阶级[1]。如果说希拉里的政策是通过做大蛋糕并在增量中调整分配比例的话，那么特朗普的政策则是切外国人的蛋糕来满足自己的选民。
走右翼民粹路线的特朗普向绝望的中下层白人提供的答案是三个字：全球化。1979年由英美开启的这一轮全球化中，美国整体上是获利者，但是全球化也在美国内部制造了很多受损者，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国的中产阶级便是其受损者。全球化表现为各种要素的跨境流动和要素价格趋同，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乃至人本身。商品和服务的跨境流动带来了“外包”的兴起，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到其它国家，最早是日本，然后是中国和墨西哥；资本的流动导致了美国企业纷纷走向全球，而由于税率的原因，这些资本宁愿把利润留在国外，甚至把注册地转变成国外的离岸中心，从而变成了外国公司。人口的流动则让拉丁移民的大规模流入美国，抢占了白人在本土的就业岗位。
对应于上述逻辑，特朗普开出的药方也很清晰：一是减税，二是筑墙，三是贸易保护。减税，是通过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税收以让富人和公司愿意把财富留在美国。筑墙，是要在美墨边境筑起长城，控制非法移民的流入，从而把就业机会留给本土白人。而贸易和投资上的保护主义，则是通过同中国日本打贸易战，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废除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减少贸易逆差和外包。尽管他的政策主张带有非常鲜明的民粹主义、隐晦的种族主义和叛逆的反全球化思想而广受争议，但是客观地说，上述解释和主张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多年来，围绕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和就业岗位的消失这个问题，美国经济学界一直在争论不休。一部分知名学者认为是技术进步是主因，而另一部分同样知名的学者认为产业转移和外包是更主要的因素。如果采取特朗普所主张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美国的贸易逆差将会减少，美国自身的出口也将遭受报复，被大幅抬高的将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这样一个场景，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比如东亚和墨西哥乃至欧洲西北部地区都是影响巨大的，但是对美国本身的经济伤害并不一定很大。首先，美国的出口产品中高科技含量的占了很大部分，可替代性非常小，许多贸易伙伴并没有实施对等报复的能力。其次，这些贸易战的确也会伤害美国企业的利益，比如说苹果公司的生产成本将会明显抬高，但是，这些跨国公司的利润本来就一直在海外离岸中心滞留，税收也就一直滞留海外，因此对美国联邦税收并没有太多负面影响。最后，如果通胀持续上升，固然影响消费者福利，但是在美国政府债台高筑、通胀率持续低迷的今天，如果美国能够有一个3%-5%的持续通胀，那么在日本和欧洲眼里应当属于值得羡慕的事情。
对特朗普的政策后果的另一个批评热点是减税导致的财政赤字。以他最初提出的减税方案，美国未来十年将额外增加10万亿美元的债务；即便按照他向共和党建制派妥协靠拢而修正了减税方案，这个数字也将达到5万亿美元。考虑到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存量已经有19万亿，如此大手笔的债务加码，在两党的建制派和金融市场看来，将影响到美国国家信用。当舆论质疑他的债务可持续性的时候，他似乎并没有太当回事，反而公开表态说，“美国不可能破产，因为你欠的钱是自己可以印的”[2]。特朗普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日本在过去二十年的债务和汇率表现便是一例，其政府债务率目前是全球最高的之一，但是这些债务几乎全部是用日元来定价的；过去四十年里，持续升高的债务率并不妨碍日元成为全球最坚挺的货币。不仅是日本，其实美国自己已经悄然走上了类似的道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已经取代中国和日本，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最大债主。只要能把负债货币的利率压在接近零的低位，债务率再高其实都不是问题，而如果能把利率降到负数，如同欧洲和日本今天所做的那样，那么理论上再多的债务都终将消失。但是，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债务率一直是两党斗法的焦点之一，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而且目前来看国际金融市场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适应一个债务率无限上升的全球性储备货币。
假如美国在债务上走上日本道路，那么最终谁来为这场债务盛宴买单？要么是未来的美国纳税人，要么是外国储备者。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Daron Acemoglu在2015年世界银行年会上的演讲中所说，美国民主制度中有两个利益相关者群体不能投票，一是后代，二是外国人。这两类人的利益都牵涉在美国政治的利益分配格局中，但是却由于时空和法定权利的限制无法参与博弈。执政者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支持，必须使得当下可以分配的资源最大化，所以牺牲那些不能投票的利益相关者就成为必然之选。牺牲前者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不断扩大负债，而牺牲后者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对外经贸和货币政策上的风险转移。
反全球化和扩大赤字，特朗普的这两项政策理念同共和党建制派一贯的政策主张完全背道而驰，后者是自由贸易和小政府大市场的坚定支持者。正因如此，共和党的高层一直在抵制他。调研中，本文作者所接触的多位共和党资深人物，都明确表态绝不会投票支持特朗普。特朗普之所以能在共和党提名战中逆势崛起、过关斩将，主要得到了白人中下层的支持，但是有趣的是，如果特朗普的政策成真，这些铁杆支持者们并不会得到多少好处，最得利的还是富人。可见，占据这些支持者心智的不是理性的利益算计，而是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驱动下的恐惧和愤怒。
特朗普在美国共和党内的逆袭和崛起，标志着美国右翼势力的分裂，众议院领袖博纳（John Boehner）的辞职也与此有关。比起特朗普的上台与否，这一分裂对于美国经济政策的长期趋势更加重要，因为分裂意味着右翼势力的乏力，难以在国会制衡民主党，从而令美国进一步左转，由此而带来的政治经济影响将是深远的。
基于以上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对美国经济的若干方面进行如下的预判。
一，在对外贸易政策领域，我们总体上持悲观态度，即无论两位候选人谁胜出，美国对外贸易的政策都会表现为一定的保护主义，当然其表现方式会略有不同。如果是希拉里胜出，那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仍然是她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的重点。尽管她在此轮竞选中迫于选情和舆论压力对此表达了负面观点，她很有可能在当选后对目前的条款和方案略作调整，然后继续推动此协定谈判和通过。与奥巴马相比，她能更好地同共和党人进行幕后沟通和政治交易，如果民主党成功控制参议院（目前市场预期民主党将有七成机会控制参议院），她的第一任期内改进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有可能得以通过，这意味着美国所谓的“高标准贸易体系”的初步确立，并对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形成一定的压力。此外，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也有机会取得进展。
如果是特朗普当选，那么贸易领域将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自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化停滞状态将由于他的反全球化政策而进一步恶化。美国同中、欧、日、韩、墨等各方的贸易安排将在特朗普的驱动下出现重大调整。无论这种调整是否真的能像特朗普所希望的那样展开，它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负面冲击将是影响深远的。当然，危机的另一方面是机遇，如果美国从贸易自由化的方向上大踏步倒退，那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许反而是一个机会。
二，美元利率政策趋势。无论谁胜选，我们都将见到美联储先小幅加息，后减息的轨迹。如果希拉里当选，考虑到耶伦隐晦却坚定的民主党立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很好地配合希拉里的政策思路与政治需要。自2008年危机以来，美国本轮经济周期已经颤颤巍巍走了八年，经济一直处于脆弱增长的状态，美联储的超常规货币政策一直在保驾护航[1]，当前美国经济已经接近周期尾声，面临很大的衰退可能。希拉里假如在十一月份当选，那么2016年12月份联储很可能会通过小幅加息来主动触发一个小型的衰退，把此轮周期中积累起来的“应力”释放出来，让股市也适当地调整一下，以便在希拉里第一个任期的后半程再次通过减息刺激美国经济重新踏上上升势头，有助于未来的民主党选情。
如果是特朗普当选，他将面临一个不太友好的美联储。如果他的贸易政策引发通胀预期抬头，那么耶伦领导下的联储将多次加息，从而使得经济和资本市场调整幅度加大。特朗普要想任命新的联储执行委员，需要参议院的同意[2]，但是2017年民主党控制参议院的概率很大，且民主党的参议院领袖舒默和沃伦尤其重视金融业治理，所以他改变联储人事的成功概率将很有限。
但是，如果跳出美国党派政治来看美元的利率趋势，我们比较确定的是美联储无法大幅持续加息，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存量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06%，而如果加息幅度太高并持续较长时间，那么美国政府为滚动存量债务所付利息占其GDP的百分比也将相应地抬高。这就相当于美联储强迫美国政府多付利息给中国、日本和中东债主，而这在美国联邦预算捉襟见肘以至让政府关门的时代，对外国债主如此慷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3]。第二个原因，由于欧洲日本都已经陷入负利率状态，欧洲银行正在把资产端大规模转移到美国长期国债和高等级债券资产中，从而压低美国国债远端利率。如果联储在短端大幅加息，那么将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将引发美国金融市场动荡和美国银行业的经营困难。所以，这两点都决定了从中长期看，无论谁上台，美联储都不能大幅持续加息，反而有可能在2017年晚些时候再次把利率降到零。
三，美国的财政收支与债务前景，在不同的总统任下将会出现很大的差异。一般的流行观点认为共和党更强调小政府控债务，民主党强调多发福利多借债。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事实正相反，历史数据表明共和党政府更加大手大脚，反而是民主党总统任期内赤字率往往收敛。
图3 历史上两党总统任期的赤字率变化趋势
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如果是特朗普上台，按照他最初的竞选承诺，美国的赤字率将大幅上升，未来十年内多出10万亿美元的赤字。即便是按照最近修正后的温和减税版本，也将多花5万亿美元。而他所谓的通过杜绝政府浪费、精简机构以节省开支，基本上不具有可行性[1]。
如果是希拉里胜选，那么反倒可以预期她对赤字率会控制得比较好。如图3所示，七十年代后期民主党政府的赤字率明显低于80年代的共和党政府；90年代希拉里丈夫的总统任期内曾经实现过当代罕见的财政盈余；奥巴马上任时正值金融危机，小布什时期积累的金融和家庭部门的高杠杆崩盘，政府不得不拯救，导致最初的赤字率非常高，但在奥巴马的经营之下，赤字率持续收敛。再考虑到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希拉里是唯一主张平衡预算的候选人，所以在任期内再次实现美国财政盈余很可能是她内心的愿景之一。对比她的各项收支计划，尽管对各类估测数据我们可以提出很多怀疑，但不难看出，她所提的增收或扩支举措在财政和经济上的综合效果，她和她的顾问团队是通盘计算过的。这个顾问团队中的不少人曾经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时期有过成功的实践经验，所以他们的操盘思路成功概率应该不低。
四，美国产业与经济成长前景，在不同的选举结果下当然会有所不同。希拉里信奉高科技和创新，她的政策鼓励人才的培养和中小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她的政策有利于以特斯拉和谷歌为代表的高科技创新公司的发展。甚至不排除她会在签证、移民、税收等方面推出综合性的举措，从世界各地吸引创新型企业和人才前往美国发展，美国西海岸将进一步繁荣。在自动驾驶、电动车、物联网、虚拟现实、可再生能源、医疗技术等领域，美国有可能再次领先全球。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可能会先抑后扬，即2017-2018年经济增速下滑，而2019-2020年出现较为强劲的增长。支持这种增长的动能可能来自几个方面，一是中下层民众获得更多补贴，而他们的边际消费率远高于富人，所以总需求扩张；二是大力欢迎移民尤其是技术和创业移民，将为其带来大量经济活跃人口；三是技术的新一轮进步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放量将多少改善其国际收支。
如果是特朗普胜选，他的政策主张得以兑现仍然是个小概率事件，因为它还取决于参议院选举结果。假设他的政策理想真的得以实现，则可以看到美国经济先扬后抑，因为大幅减税将有利于消费和投资的繁荣，但是由于其获益者主要是富人，而富人的边际消费率较低，这种繁荣的作用时间大约只会维持两年。2019年开始，特朗普将面临巨大的赤字率、持续上升的通胀率和试图不断加息的美联储。
值得指出的是，特朗普和希拉里都强调要大规模铺开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资深的地产商，如果特朗普当选，地产、建筑和材料行业将再次迎来一场政策驱动的繁荣。如果希拉里当选，她将利用PPP撬动民间投资，对美国的众多基础设施予以更新。由此而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9月初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美国要求中国承诺钢铁和电解铝去产能，并将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落实此事。华尔街对此的解读是，美国政府即将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但又不希望这种刺激计划通过贸易溢出到中国的钢铁业和电解铝行业，所以事先用经济外交手段扎紧篱笆，约束中国相关行业的扩张。
五，中美关系在不同的总统任下差异较大，而且更重要的是，与国内多数人的认识相反，本文认为希拉里执政可能更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作为曾经的第一夫人、参议员、国务卿，希拉里不仅比特朗普更加有经验，而且比二战后美国绝大多数新任总统更有经验，更知道如何驾驭一个复杂的帝国和更复杂的世界，中美之间的磨合期将非常短。她虽然在言辞上和姿态上常常表现出好斗的一面，也是“重返东亚”的始作俑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将在自己的总统任期内同中国或者俄罗斯掀起一场地缘战略正面对抗，因为那不仅不符合她的政治理念，也必然摧毁其维持财政平衡、着力国内经济增长的梦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她的中左翼政治路线，对创新、环保、协调发展、扶贫等问题的重视，同中国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十三五规划中的五大发展理念，存在很多相通之处。当然，这种相通并不必然意味着合作与和谐，在人权、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双方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博弈，但是毕竟中美将在一系列双边战略对话上找到更多共识。在多边层次上，希拉里相对而言仍然是信奉开放性的，而且有可能同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并在全球层面一起推动某种开放性的贸易和投资体系。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所期望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仍然有可能在以某种新的面貌部分实现。
相反，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时期对俄罗斯乃至朝鲜表现出某种善意，但是他的政策摆动幅度可以非常大。从其经商历程的若干故事来看，他并非一个守信用，重情义之人。他的政策思维是牺牲外国人和后代的利益来换取国内收益和短期繁荣，所以必然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各个方面，包括贸易、投资、储备和货币政策等方面，将与中国的利益迎头相撞。而他那种剑走偏锋，“小鸡博弈”式的思维风格，将使得中国面临两难：要么接受损失并为之公然羞辱，要么接受挑战升级对抗。他所暗示的债务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国家安全政策，以及他的民粹右翼路线，整体上同中国的利益迎头相撞，并将为世界带来巨大政治经济风险。
六，市场价格反应，在不同的选举结果之下对比将非常强烈。到2016年九月初本文写作时为止，市场预期希拉里有着75%以上的机会获胜[2]，特朗普当选的概率仅仅25%。特朗普的政策如果要变成现实，大多是需要国会两院的背书的，而两院同时落入共和党之手的概率更是只有30%不到。上述两个概率叠加，意味着特朗普的政策得以成真的概率不到10%[3]。当前整个价格体系，包括债券利率曲线、美元汇率、资本市场、大宗商品的价格都隐含着这样的预期。但是假如11月初的选举结果是特朗普获胜，那么市场将会出现类似于英国脱欧那样的剧烈波动。
希拉里的政策重心在于激发美国国内的增长潜力，通过重新切蛋糕以扩大总需求，促进技术进步以增强美国经济竞争力；特朗普则把着眼点放在反全球化，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债务货币化来牺牲外国人的利益以满足其中下层白人的诉求。由于两位候选人的经济政策逻辑差异非常明显，总统选举结果将对美国国际、国内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希拉里当选，我们估计她会在确保赤字率可控的前提下，通过扩大再分配、鼓励创新和投资基础设施来刺激经济增长，经济走势先抑后扬。贸易政策上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会努力追求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通过，并有较大概率实现。中美关系能较快地度过磨合期，并有可能在双边投资协定上获得突破。其政策路径同中国的改革思路具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与合作空间。而如果特朗普当选，国际金融市场短期内会出现较大幅度的震荡。如果共和党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席位，从而让特朗普的施政理念得以大展拳脚，那么在大幅减税的刺激作用下美国经济将出现持续一两年的繁荣。此后，美国国内通胀将会抬头，美国国内贫富分化现象将更加突出，国内阶级和种族矛盾也将进一步激化。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中美经贸关系将会出现密集的摩擦。
当然，无论谁当选，我们都将见到美国政府力推基础设施建设，也将见到美元利率先小幅攀升，然后再次降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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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起，研究所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重点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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